浙江家庭农场发展现开云体育- 开云体育官方网站- APP 最新2025状分析

2025-08-09 20:38:16　　点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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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阶段：80年代初至20世纪末。这一时期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进城务工人员快速增多，农村大量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与此同时，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从自发到委托，土地规模经营由小到大，土地逐渐向种粮大户、种田能手集中。1985年，宁波慈溪市横河镇农民孙大华注册登记了我省第一家农业法人主体——慈溪市横河镇苗圃，这一时期，慈溪市一批种植场、苗木场、示范场等主体注册登记为法人实体，成为我省家庭农场的雏形。

　　起步阶段：2000年至2009年。城镇化快速推进加快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历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也为提高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和产业化水平带来了丰厚的政策红利。一些农业经济较为发达的县（市、区）加快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2001年至2003年，慈溪市在全市范围内建设覆盖镇、村两级的土地服务组织网络，鼓励委托流转，土地规模经营面积突破25万亩，注册家庭农场突破33家。2009年，海盐县成立了全省首家农村土地流转和产权交易服务中心，种养大户流入土地，开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成立家庭农场。

　　快速发展阶段：2009年至今。在慈溪、海盐等典型地区带动下，特别是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以后，各地兴起了成立家庭农场的热潮。除慈溪、海盐等家庭农场发展基础较好的地区以外，杭州萧山区、衢州柯城区、湖州南浔区等地的家庭农场也取得了快速发展。尤其是衢州市自5月份出台《衢州市家庭农场注册登记办法（试行）》起，种养大户等农业主体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积极踊跃注册创办家庭农场。截止11月初，全市经工商注册登记家庭农场2332家，注册登记数量居全省11个市第一。

　　1.家庭农场主以壮年和初中文化居多。调查结果显示，农场主年龄在40岁以下的占15.8%，40—50岁的占49.7%，50岁以上的占34.5%，可见农场主的年龄以壮年居多。而农场主受教育年限为9年的占66.7%，12年及其以上的占3.3%，可知农场主的文化程度普遍为初中水平。其中受教育年限为9年的农场主其经营规模小于700亩，而教育年限为12年及其以上的农场主其经营规模均在1000亩以上。上述结果说明农场主的受教育年限越高，越倾向于从事大规模农业生产经营。

　　2.异地雇工为主。从表1中还可以看出，调查的家庭农场长期雇工人数最多的为45人，最少的为5人。其中33.3%的农场存在短期雇工招工难以及雇工素质不理想的情况。通过调查发现，浙江大部分家庭农场的雇工来源主要以异地雇工为主，主要来自安徽、江苏、江西等周边地区，人员流动性较大，导致家庭农场雇工的雇佣周期短，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雇工成本；此外，雇工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为初中偏下，自身的劳动技能水平较低，从而导致农场劳动力缺乏或是实际生产率水平低下。

　　1.经营现状。从经营规模上来看，被调查的51户家庭农场中，有15%的家庭农场经营规模为60-105亩，51%的农场为105-315亩，18%的农场为316-525亩，10%的农场达到525-825亩，有6%的家庭农场经营规模超过826亩，其中规模最小的绍兴市上虞区章镇镇天富家庭农场仅为69亩，规模最大的海盐宏亮家庭农场经营规模超过1300亩。由此可以看出，与传统分散的家庭承包经营相比，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普遍较大。通过对慈溪市成立较早的家庭农场发展的历史数据进行分析整理，发现家庭农场在土地的规模化和集约化上优势同样明显。以慈溪市6家典型家庭农场为例，各农场的经营规模呈逐年递增的趋势（见表2）。从2010年以后每年的环比增长速度均在27%以上，2012年更是达到了45.1%。可见，当土地集约到一定规模，家庭农场发展的自发优势也越来越明显。

　　浙江家庭农场的经营范围已经涵盖了谷物种植业，蔬菜种植业，水果种植业，园艺作物种植业，水产养殖业、家畜家禽饲养业等农业生产行业。从总体上看，以谷物种植业和蔬菜种植业为主。各地区特色明显，如宁波慈溪市逍林镇，重点发展“设施农业”型家庭农场；嘉兴海盐县沈荡镇重点发展以蔬菜种植为主的家庭农场；绍兴上虞区主要是借发展“四季水果”采摘旅游业的契机，重点鼓励支持水果种植型家庭农场。在调查的51户家庭农场中，有66.7%的农场是以经营单一的种植业为主，主要涉及葡萄、水稻、西红柿和西瓜等作物的种植；22.7%的农场以种植业为主，农产品初加工为辅；10.6%的农场则是以农产品初加工为主，从事部分农机服务或农业种植。目前，浙江家庭农场从事种植业的比重约占85.0%以上，较少涉及林业、畜牧业以及渔业，这可能是由浙江自身农业生产特点以及政府大力倡导发展种植业的政策导向等因素导致的。

　　从种植结构上看，调查的51户家庭农场中，有71%的农场是以单一蔬菜或粮食种植为主，谷物与蔬菜、水果及其他农作物混合种植的比例不到农场总数的30%。以海盐县典型家庭农场为例（见图1），截至2012年底，在注册登记的150家家庭农场中，有44%是以单一蔬菜种植为主，27%以单一谷物种植为主，混合套种的比例不到12%。这种种植结构虽然有利于充分发挥土地的规模优势，开展标准化生产，但是也反映出浙江大部分家庭农场的种植结构还比较单一，种类缺乏多样性，生产的农产品，受季节因素、市场因素以及自然灾害因素影响较大，不利于降低市场风险。

　　从经营管理水平上看，调查的51户家庭农场中，有75%的农场经营管理方式仍是沿袭传统做法，即农场主是农场所有事宜的最终决策者，集生产、销售、物流和财务大权于一身。从理论上讲，这种管理方式在农场发展初期确实能节省人力物力，简化管理流程。但随着农场经营规模的逐步扩大，这种独裁式的管理方式将无法适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快速发展，甚至会阻碍农场的发展。调查中83.3%的农场主希望可以聘请专业人员来协助自己管理农场。

　　由表3中数据分析结合调查表数据可知，上述6家家庭农场的成本费用利润率均小于1，农场整体平均的成本费用利润率为38.69%，即均未能实现超额利润。其中，农场1的成本费用利润率仅为15.09%，即每付出1元成本仅可获得0.15元的利润。效益稍好的农场6成本费用利润率达到84.81%，即每付出1元成本可获得0.85元的利润。调查中发现，农场1是以单一种植西兰花为主，而农场6则是实现了水稻、杨梅、竹笋和家禽的混合经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实行多样化农业生产经营比单一农作物种植更易获得较高的利润。而6家家庭农场的总成本费用中雇工费用所占的比重平均为27.8%，种苗费用平均占总费用的23.1%，农药化肥平均占19.9%，土地租赁费平均占l7.8%，这几项费用占总费用的88.5%，水电费，农机购置和农机租赁等费用仅占11.5%，可见雇工、种苗、农药化肥和土地租赁是农场最大的成本费用，其中雇工费所占的比重最大。

　　从各地家庭农场的发展看，全省还没有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统一认定标准。2013年5月15日，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制定并印发了《浙江省家庭农场登记暂行办法》，进一步明确了家庭农场登记机关、注册形式、注册名称以及规范管理等诸多指导性意见。目前，一般都是以土地经营面积及是否注册登记，来区分家庭农场与普通农户，没有将设施农业的集约化程度考虑进去。对于家庭农场经营者的文化程度及农业经营知识也没有明确要求，在界定家庭农场时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和片面性。

　　在资金和信贷政策上，通过对达到一定规模的新创办家庭农场的资金奖励和财政贴息，加大对农场的资金支持。如海盐县给予当年新成立、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并且经营规模达到100亩以上的现代家庭农场一次性奖励1万元，对超过200亩以上的经营面积或农场投资额达到200万元以上的现代家庭农场，给予其融资资金3%的财政贴息；对配套农业生产经营用房及初级农产品加工、包装、储藏等固定资产投资额超过30万元的，按实际投资额的8%给予财政补助。

　　制约家庭农场进一步发展的首要因素是土地流转困难。目前，虽然有些农村地区，出现了农户土地转包与调整的趋势，但因市场机制的缺乏和“两权分离”制度的根深蒂固，这些地区的土地流转往往带有明显的滞后性、自发性和随意性。调查的51户家庭农场，有80%以上的农场主认为土地流转困难，制约了家庭农场的规模化经营。现行的土地承包制度在将土地耕作权承包给农户以后，相伴随的也将土地能够发挥社会保障的功能转移到农户身上，农民将土地做为未来养老的保障，一般不会主动放弃其土地承包权；农村剩余劳动力因为文化水平较低，就业机会缺乏，创业成本较高等因素，加上城市生活成本较高，造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减缓，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土地的快速流转。

　　通过对51户家庭农场主进行问卷调查，有87%的农场主反映资金不足是制约农场规模扩大的重要因素。由于大部分家庭农场主资金实力不强，再加上固定资产投资额有限，无法通过资产抵押等方式来获得更多的流动资金，也就制约了其扩大经营规模、提高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益。农村地区开展融资信贷的金融机构较少，大部分只有农村信用社，且申请借贷资金的程序较为复杂，审批效率较低，借贷金额较少，难以满足农场发展所需的资金需求。政府虽然在土地流转、农机农技、融资信贷等方面提供一定的政策补贴，但是相对于农场投入来说，补贴力度较小，起到的作用有限。

　　慈溪、海盐、绍兴柯桥等地针对家庭农场的发展状况，均制定了比较规范的认定标准。但是，这些认定标准往往基于本地的状况，难以满足全省的多样化需求，而且也并没有将设施农业的规模化、农场经营者的素质、管理水平、相关技能等因素考虑进去，因此，在推行的过程中，也难免产生诸多这样那样问题。其中有些扶持政策是专门为扶持农业种粮大户而制定的，对较小规模家庭农场的针对性不强。总体而言，浙江大部分地区由于对家庭农场的认定缺乏正确的理论上的把握，在制定家庭农场的认定标准时，缺乏规范性的指导和政策建议。

　　在调查的51户家庭农场中，有49.7%以上的农场主年龄在40-50岁之间，大部分只有初中文化水平。较低的文化水平造成了农场主农业经营的产品意识、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不强，综合素质不高，也就导致了在应对市场化风险和做出投资经营决策时，往往存在盲目性和滞后性。同时，由于职业化培训教育的缺乏，很多家庭农场缺乏农业技术支持人员，就算经过一些培训的部分家庭农场主对农业生产技术的掌握也是远远不够的。农场主较低的文化素质已经不能满足建设现代家庭农场的需要，成为制约其提升竞争力，加快经营市场化的重要因素。

　　通过对海盐、慈溪、绍兴柯桥等地家庭农场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浙江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系统的社会化服务体系，现有的服务机构比较零碎，数量较少，并且管理不规范，财力物力不足。在农资服务渠道上，农业生产资料的流通市场尚不健全，农资供销社和专业合作社在农资供应上由于资金和市场信息的缺乏，没能够充分发挥农资市场的主体作用，而过度的依赖农资经销企业，在市场供应紧张时，企业抬高价格往往会有损农户的合理利益。在服务内容上，则局限于农技知识的推广，缺乏对农场经营管理、融资借贷、市场营销、农业保险及相关法律的培训与指导，不能满足家庭农场主的多样化需求。在融资渠道服务方面，存在着借贷渠道单一，审批程序复杂的问题。在市场信息提供方面，政府农技部门发挥的作用有限，市场信息的不对称使广大的农场主对设立农业保险，加快农业风险基金的筹集与设立抱有很高的政策期望。

　　建立和完善土地流转服务平台，鼓励农户通过承租、承包、转让、入股等形式进行土地流转。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与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结合起来，加强对土地承包经营的规范与管理，及时有效调解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的产生的土地纠纷；通过平整土地，采取相互置换的办法把土地调整连片，因地制宜的扩大土地经营面积，逐渐实现土地向拥有较高生产技术能力的家庭集中，合理引导剩余劳动力转移；改变现有土地制度中的土地承包期短、土地不固定、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的现实状况,同时将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赋予家庭农场主，促进家庭农场真正成为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经济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